历史学家黄仁宇。（资料图）

　　中华书局推出的《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

　　今年6月25日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人们熟悉他是因为一本18万字的《万历十五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他将彻底隐没在学术界，或许永不为世人所知。《万历十五年》中文版至今已畅销36年，并创下了史学读物很难企及的300万册销售纪录。这本书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宣传过，其名声却不胫而走，无论是这一奇特的出版现象，还是对该书的重新认知，都有值得梳理、评判的价值。

　　出版幕后

　　当时黄仁宇获得稿费760元

　　魏连科今年83岁，因早年夫人户口一直没能进京，他退休后回到石家庄颐养天年。多年过去了，谈及《万历十五年》的经久不衰，他依旧连称“没想到”。

　　傅璇琮和魏连科当年同为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魏连科清楚记得，1979年时，《万历十五年》这部书稿是由黄仁宇托朋友带到国内，他朋友又将书稿转交给黄苗子，而黄苗子与傅璇琮相熟，这部书稿于是来到中华书局。“书稿是黄仁宇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由于他久居国外，中文疙疙瘩瘩，词不达意，就像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一样。”尽管如此，魏连科和同事还是很兴奋，书稿从万历十五年这个小切面写起，讲了几个故事，写到大明帝国如何从鼎盛走向衰落。如此写法新颖、视角独特的历史读物，和国内那些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史学读物大相径庭。傅璇琮和魏连科很快共同签名上报，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需做编辑加工。

　　但中华书局内部传来不同声音，“有领导认为，中国人写的书还出不过来，出什么外国人的。”魏连科说，当时有出版社领导还担心黄仁宇曾经的“国民党军人”历史身份，但副总编赵守俨拍板决定出版，大家还达成了共识，首先把握“政治上不能出错”。

　　魏连科说，他们建议作者将涉及中国国内现实、政治的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但黄仁宇做得更干脆，将这些内容一律删掉。而关于“夹生饭”文字问题，傅璇琮请来好友沈玉成进行精心润色。“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才。”傅璇琮曾如此回忆道，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国一章，“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分随函寄上第二章，亦请审正。”经过来回修改、寄递，书稿一直到1981年6月间才大致定稿。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稿费，魏连科回忆，除去给作者的200多本书抵扣稿费外，最后开出的稿费是760元。黄仁宇将稿费留给了他在国内的亲属，仅动用其中一小部分用作请客。当时个体饭馆刚刚露头，在东四的一家西餐馆，黄仁宇委托黄苗子请来傅璇琮、魏连科等七八人聚餐。“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魏连科说。

　　1982年5月，《万历十五年》终于上市，首印27500册，很快售罄。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后来的编辑徐卫东感慨说，“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才从‘文革’走出来，还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外籍华人，所以在当时出版这本书真是比较大胆的举动了。”他说，这本18万字的“小书”，经反复审阅打磨，历时两年半才定稿，其时傅璇琮已升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这样的慢工出细活，现在难以想象。

　　学界影响

　　像一盏明灯指引年轻学者

　　更让魏连科没有想到的是，《万历十五年》不仅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影响了一代代学者的学术方向。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1982年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技史学者江晓原清楚记得，当年他读了许多令他昏昏欲睡的论文，甚至充满了沮丧，“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恰在此时，《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像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时至今日，江晓原也认为《万历十五年》给自己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让他关注到了学术成果的文本形式。事实上，几十年来他一直反对学术著作不注重文本、不注重叙述的做法，而他坚持《万历十五年》指明的方向，出版的多部学术著作也赢得了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当年带着工资上大学，一看到喜欢的新书都会收入囊中，这其中就包括《万历十五年》。“我不研究明史，不会抠里面的细节，我所关心的人物是明末清初的异端思想家李贽，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正是因为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对李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长了很多见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更坦言，1987年夏天着手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他有意把从《万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种史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

　　徐卫东接触到《万历十五年》是上世纪90年代末了，其时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当时的教材，不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个标准的学术构架，读起来千篇一律，但《万历十五年》完全不一样，开篇就有一个故事化的场景，历史的展开很迷人。”徐卫东与《万历十五年》的缘分在续写，2001年他来到中华书局，2006年精心打磨、接续编辑新版《万历十五年》，实现了从读者到编辑的跨越。

　　模仿热潮

　　跟风之作让中国史充满阴冷

　　徐卫东早已注意到，随着历史写作热潮的到来，模仿、甚至自称超越《万历十五年》的书越来越多，如吴思的《潜规则》、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都很红。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些作品没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重点在于权谋心术之类，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种概念、定律之嫌，结果弄得中国史充满了阴冷感。”

　　在徐卫东看来，黄仁宇的研究从来不看重道德评价，“皇帝荒淫无道，后妃红颜祸水，都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重要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制度怎么制约个人与国家的行动；也综合中外古今，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技术的层面取得突破，脱胎换骨，从前现代进入现代。”江晓原同样认为，不少跟风之作是延续了传统文化中通俗的讲史传统，而《万历十五年》不同，它带有正宗的西方史学血统。

　　“早期美国人批评黄仁宇是从专业角度，后来中国学者的批评，其实有酸葡萄心理。”马勇认为，黄仁宇具有研究深度的专题性学术成果确实少之又少，这与他早年当兵打仗，年龄大了再去读书有关，但这些都不妨碍《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价值。在马勇看来，纵览学术史，也会发现许多大众化读物，会超越时代，经历时间淘洗而成为经典。单看民国时期，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皆为大众读物，但到今天变成了经典。“我相信《万历十五年》也会走同样的路径。”

　　“对非专业的大众读者而言，无法选择阅读，像选择《万历十五年》这种书就是最有把握的，因为它经过了时间考验。”马勇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