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7年底中国革命面貌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历史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保证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选择加强纪律建设为核心环节，以推动全局工作。从 1948年 1月 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到城南庄会议前后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充分显现政治纪律涵义，再到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纪律建设全面总结提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持续深入的纪律建设。通过不间断地探索创新，中国共产党对纪律工作的认识及实践在1948年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为确保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加强纪律性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统一、达到步调一致的保障，也是应对困难挑战、克敌制胜的法宝。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过及巨大成就，充分彰显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国共两党两军在这一年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战略决战。决战关头，中共中央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毛泽东却在当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捋出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明确提出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西柏坡档案》第 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53—454页。）是加强纪律性。会议前夕，毛泽东提出一个极其鲜明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完整提出的时间应该是在九月会议召开前夕。会前的 9月 5日，邓小平在一份电报里说到：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61页。）。因为是“中心一环”的缘故，这个口号在当时又被简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从 1948年 1月 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到这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纪律建设进行全面总结提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持续深入的纪律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初作出这一决策是高瞻远瞩的，对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回顾这段历史，总结期间的经验，对于全党在前进中继续保持自制自律、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折之际毛泽东对纪律问题的深入考量

1947年底中国革命面貌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年年中刘邓大军跨过黄泛区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举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解放战争进入关键的下半场。）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 12月 2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作出重要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43—1244页。）

历经二十几年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掌握了全国战场的主导权。在这一历史机遇面前，能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夙愿，考验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智慧。接下来全党的努力方向是什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接连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求全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战略目标，这些目标的实质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44页。）。

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深知“全胜”之路不会平坦，1947年底，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战略谋划：政治上，要有适当的政策，团结朋友，孤立敌人；要广泛宣传，揭露第三条道路的反动本质，不为所惑。军事上，要干脆利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不能久拖不决。外交上，既要对帝国主义干涉有准备，不惧怕，同时也要尽量避免造成口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去挑战，只应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4—275页。）

与此同时，革命形势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的迅猛发展给党的工作转变也提出了紧迫要求。为确保这些目标实现，毛泽东敏锐地找到一把钥匙，即纪律建设。他认为：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参见《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人民日报》1948年 8月 1日。这篇社论是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和政治高度，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5页。）。

客观上，全党此时加强纪律建设也迎来一个好的时机。首先是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陕北，到 1947年年中，中央驻地终于稳定下来，能够更方便地与各地加强沟通。此外，“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使得“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346页。）1948年这种境况发生根本改观，“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中央和中央工委也即将会合。（《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4页。）形势的发展给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创造了新的条件。

战局的迅速进展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更大空间去调整自身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急需尽早布局，加强自身建设，增进团结统一，巩固自身权威，为下一步建政奠定基础，这是历史所赋予的一个宝贵机遇。通过不间断地探索创新，中国共产党对纪律工作的认识及实践在 1948年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纪律建设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逐步深入，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开端——毛泽东发出 “子虞电”，建立报告制度

1947年 12月 25日至 28日，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十二月会议”），着重研究部署了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提出必须“反对党内‘左’、右倾向”（《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7—1268页。）。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之开端——《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著名的“子虞电”，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所谓“错误倾向”，重要表现就是违反政策和纪律。这个倾向在当时很突出。如在土改中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乱定成分，乱斗乱打乱捕乱杀；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论；从政治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中的党外人士；有的地方竟然村有杀人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厂长（资本家）搞死；将成分不好的烈属扫地出门；对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采取不信任态度，不要开明绅士，个别地区在土改中打击面高达25%；入城后没收工商业者财物，破坏工商业政策；职工运动工人发双薪、待遇过高，严重“左”倾，甚至造成生产停滞；哄抢破坏城市物资，把清算恶霸地主那一套带进城，有的地方还使用了肉刑；个别单位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处理外事问题，发生严重错误。

对这些行为，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造成党在政治上新的孤立。十二月会议上，他用了大量篇幅阐述党的历史上关于“孤立”问题的经验教训，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讲到当时的解放战争，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31页。）。毛泽东告诫全党：“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265页。）“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23页。）“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86页。）当解放军“不久就要打出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26页。）、“即将向蒋区进攻”（习仲勋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1948年 1月 2日。），“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了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61页。），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到来之际，如果不能彻底纠正错误倾向，任其发展蔓延，造成党在政治上新的孤立，迟滞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将犯下历史性错误。

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原因，既是地方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到位，沿用在农村环境下长期形成的某些旧思维旧做法，也是未经请示报告的擅自行动。由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识到领导方式必须及时作出调整。以往只管大事的沟通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工作重心需要进一步下沉，及时了解并指导地方工作，如土改、城市、新区等，及时纠正各类错误倾向，以便“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7—1268页。）。

综合上述考虑，1948年 1月 7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刚刚闭幕十天，毛泽东便为中央起草并发出了题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

除继续以往临时性事务性请示报告外，指示最大的新意是要求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侧重于政策性——汇报该地各项活动动态，各类问题、倾向及解决办法。指示这样解释设计这项制度的原因：七大以后，仍有一些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中央“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一些难以挽救的损失，现在必须改变这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同时，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各地各机关必须要和上级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4—1266页。）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制度还有一层独特而重大的历史作用——能够促进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项制度推出半年后，毛泽东谈到这一点：“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337—338页。）

3月 2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并下发《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这是毛泽东对党的政策与策略加强研究的需要。因为他这时已经提出纠正错误倾向不能停留在批评警告上，而要“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85页。），把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让“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98页。）。于是给刚刚建立起来的报告制度提出新的要求。3月 14日，毛泽东在转发邓小平寅齐电（邓小平对进入大别山后发生的“左”的错误问题的分析报告，1948年 3月 8日。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 722—723页。）时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我们要求你们做综合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295—296页。）这正是出台补充指示的初衷。

指示强调“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还要执行另外三项制度：（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240页。）这份指示进一步拓展了报告制度的深度和广度，对其作出重要补充。

报告制度的建立是中共中央在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提高党内政策水平背景下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顺应了新的形势特点对党提出的迫切要求，为全党上下加强联系沟通、及时纠正各类错误倾向、积极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策略，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他的选集中谈到：“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党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出自人民出版社 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4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题注。）

三、城南庄会议前后政治纪律涵义的显现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也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了这样一些内容：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问题。会议认为这三条都是战略性的，之后被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307—308页。）会议还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主要有：华东野战军陈、粟兵团暂缓南下，留在中原集中兵力和刘邓、陈谢、许谭等军配合打大仗；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组建华北中央局；明确中原解放区所辖地域，组建中原中央局；中央和中央工委会合，撤销中央工委等。会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重大问题就已经在酝酿谋划了，亟待在会上拍板决定。对纪律建设而言，城南庄会议的意义有两点：一是会议议题大都事关集中统一，可以说形势的发展推动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对纪律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层面。“今年华北等逐渐统一，今天集权的要求，集中的要求，统一的要求更强烈了”（周恩来在中直机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 5月 21日。），周恩来的这段话道出了其中缘由。二是会议因应这种要求，明确提出“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问题”，政治纪律涵义得以显现。

从建立报告制度强调严格执行中央路线和政策，到此时突出政治纪律涵义，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4月 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是一个重要过渡。电报起因于华东有关方面未经请示就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过于宽大的政策。毛泽东也是借此向全党提出问题。电报先后从政策、作风、政治三个层面提出问题，首先剖析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情况，进而严肃批评、列举出五种恶劣的作风，最后落脚到统一权力问题，强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解决各地区各部分与中央之间存在着的“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87页。）“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提法是一个极强的信号——加强政治纪律的要求呼之欲出。当时，陈云在 4月 21日东北局会议上就指出：对中央这份电报东北局也要提高重视，“遵守、请示、报告、老实，党内老实一条不够。现同志觉悟到这种情况不适合形势的发展，如不改变危害工作很大”。（东北局会议记录，1948年 4月 21日。）“老实”二字可谓一语中的。

对于违反政策和纪律的种种表现，毛泽东始终在考虑如何用合适的概念来表述。他尝试过从作风层面提出问题，自“子虞电”起，他不断加重语气来形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行为，如“不良习惯”（《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 1月 7日。引自《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5页。）、“极端恶劣的习惯”（《关于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1948年 2月 25日。引自《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72页。）、“极端恶劣的不能容忍的作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外侨及外国教士犯罪分子方针的指示》，1948年 3月 4日。这份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在审阅时特意加上了这段文字。）等。4月 10日致华东局电里，毛泽东一口气提出五种恶劣作风，即“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86页。）。但作风层面的严厉批评可能在他看来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正如前面谈到的，这份电报“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提法，意味着毛泽东已经从政治高度提出问题，应当是受此启发，他开始从政治层面概括上述严重问题。毛泽东重新翻阅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4月 21日，这一思考达到重要节点，当日他在该书封面写下一段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304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双无”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对“双无”的表述前后有过变化，如：“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948年 4月 21日）、“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1948年 9月 8日）、“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1948年 10月 10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1949年 1月 8日）。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规范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见《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题注。），是对各种违反政策和纪律行为表现及本质的准确概括。

5月 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专列第六条集中陈述纪律问题。这份指示全文发表于同年 6月 1日《人民日报》，在党内则下发到基层，影响广泛。指示中，毛泽东对城南庄会议前后的纪律思考作了小结。首先，使用“集中”代替“统一”一词，更加准确地提出“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这一论断。同时，将“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另一类是“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前一类讲的是政策层面的“各行其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328页。），后一类则直指政治层面的“各自为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328页。）。

这件文件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到“独立国”概念，他把不执行请示报告上升为政治原则问题。8月 14日，他在《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兵团、各后方军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再次严肃指出“独立国”问题：军队一些同志“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422—423页。）

从这些新提出的概念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时已经不是一般地批评违反群众纪律、政策纪律、财经纪律、军队纪律等具体纪律，而是从政治纪律的高度提出问题。在随后的全党纪律检讨活动中，“双无”和“独立国”成为核心概念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焦点。由此，政治纪律这条主线得以充分突出，纪律建设内涵更加深化。

从建立报告制度，到要求“权力统一于中央”，再到提出“双无”和“独立国”，不断突出并贯穿始终的，实际上就是加强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这条主线。纲举才能目张。抓住政治纪律这条纲，确保全党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现集中统一和政令通畅，其他具体的纪律建设就容易展开了，这是一条宝贵经验。自此，经过不懈探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时期纪律工作的理解已经极其透彻。

四、以批评东北局为突破口，强化纪律的落实

毛泽东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不抓则已，一抓到底。为让报告制度在党内扎根，他付出巨大艰辛，一面极其繁忙地指挥解放战争，一面自始至终地亲自抓这项工作。1948年 8月以后，他着重强化了报告制度的落实，批评东北局就是一个突出事例。东北解放区是当时我党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一块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当东北局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时，毛泽东照样提出严厉批评。

1948年3月25日和8月9日毛泽东两次电催东北局，指出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三月，五月，七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前已电催一次，你们亦承认应当作报告，但仍未实行，是何原因，究竟你们何时间开始作第一次综合性的报告，望复。”

8月 15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电，语气相当严厉，对东北局 8月 13日复电中的“敷衍态度”提出批评，质疑电报所提之理由：东北局“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深陷具体事务，“故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他还拿关内和东北局作比较，指出“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我们认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如此严厉批评下，东北局立即开会检讨。林彪和东北局分别于 8月 15日和 19日向中央提交了综合报告和检讨报告，深刻剖析错误原因在于“对于按期给中央作报告，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的原则高度去认识”，“没有完全自觉的意识到不按期向中央作报告，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与组织上的违犯纪律的行为，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今后保证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与各种无纪律观念继续作斗争”。8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表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才能“取得主动”。电报中，纪律建设第一次被定位为“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125页。）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毛泽东决定趁热打铁，借批评东北局一事推动全党纪律落实再进一步。8月 23日，他为中央起草指示向全党转发了同东北局的这些往来电报，要求关内各局不能自满，“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要求他们在“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方面，也要“依照东北局办法”，在“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338页。）对其他未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单位和个人，毛泽东也同样严加督促和批评。此前，中央和军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强调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不仅自己要执行好报告制度，还要严格督促所属执行。中宣部发出关于重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新华社组织撰写宣传文章。中央要求各地将这些指示和材料结合起来深入学习，开展反对“双无”的党内斗争，切实避免“独立国”倾向。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全党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学习，深入讨论，各地纷纷检讨前一段纪律落实执行情况，并制定出具体的整改办法。再经过九月会议的总结和夯实，纪律建设不断深入人心。

对东北局的严厉批评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9月 5日，在西柏坡准备参加九月会议的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等通报有关情况时，就说过：毛主席几次谈到加强纪律性系目前工作之中心环节。此种精神，从最近中央对东北局的批评和几个电示可以看到。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对此应迅速检讨，成立一个正式的决议报告中央，同时发给各区委、各纵队。（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7页。）9月 6日中原局即讨论通过《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其中谈到：“中央一月七日规定报告制度后，于八月五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电系统的说明克服无纪律和反无政府状态及报告制度的重要，又连续将各中央局讨论中央对报告制度的指示转给各地。此种严格的、有系统的、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年来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路线，抓住中心环节，以推动全局。此种马列主义的领导方法，必能有保证的领导大革命走向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8册，1986年内部版，第481—482页。）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回顾说：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错误，“看到了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也提出了批评，但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19页。）。毛泽东借批评东北局所表达出的加强纪律落实的决心魄力，令全党印象深刻，他用自己的严格换来了全党对纪律工作的高度重视。

五、纪律建设全面总结提升——九月会议

1948年 9月 8日至 13日，为迎接中国革命胜利，毛泽东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央撤离延安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国共双方军队即将展开决战之际，九月会议全面部署了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并着重强调了全党加强纪律性和统一集中问题。9月 12日，也正是九月会议召开期间，辽沈战役打响。

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对纪律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有了充分积累，亟待进行总结提升。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纪律问题的重要性：“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138—139页。）。会议基本决议明确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西柏坡档案》第 1卷，第 453—454页。）

会议在纪律建设上有三方面突出成就。

一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要求全党切实强化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执行。决议充分肯定了请示报告制度对加强纪律性的关键作用，强调：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520页。）。一言以蔽之，“整顿纪律的钥匙，就是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89页。）。

决议对请示报告的内容、方式作出系统规范，全面超越并涵盖了此前的综合报告制度。中共中央通过这一决议系统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类重大及具体事项上的“决定权”，进一步确立了党内健康高效的政治格局，为 1949年的建政打下基础。

二是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口号。自城南庄会议提出反对“双无”后，毛泽东还在继续寻找一个更加准确、鲜明而有号召力的口号来表述纪律的重要性。九月会议前夕他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口号如此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自一产生就在党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以至成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的标志性口号。“加强纪律性”不是孤立的，它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一部分，这二十字口号是决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全部战略部署之精炼概括，而“加强纪律性”是其“中心一环”。从建立报告制度，到召开九月会议，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词库中涌现出一系列关于纪律问题的新概念，如综合性报告、请示报告制度、统一权力、集中权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独立国，等等。这些各有侧重的纪律概念，代表着一个个重要的探索节点及理论成果，是 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持续走向深入的集中体现。

三是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审视纪律问题。

任弼时在会上提出：“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党内缺乏基层组织生活，应加强组织部。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471—472页。）此前毛泽东对“权力统一”于中央之前特意加上“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这一限制性定语，反映了类似思考，“统一”并不是无限制条件的，要尊重客观条件——“可能的”，也要保护地方积极性——“必须的”。“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137页。）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把“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视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349页。）这些基于 1948年纪律实践所进行的宝贵理论思索，将党对纪律问题的讨论带到民主集中制这一更深的层面，随后关于健全党委制的系列指示精神就是这些思索的延续。

六、历史的评价及启示

1948年，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举世瞩目，人民解放军扩军百万，消灭了长江以北绝大多数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石家庄、洛阳、济南、沈阳、长春等数十座大中城市，初步掌握了城市工作经验，培养了数万名各类新区干部。这是奠定胜局的一年，取得这样的成就，党的纪律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蒋介石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曾这样对比国共两党：“感知国军失败，不是因为外敌，而是因为内乱”，“共匪之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方式。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情况）、审判迅速、执行纪律、主义第一（革命利益与思想错误为定罪标准）。”（蒋介石日记，1949年 6月 8日。转引自《重庆日报》2010年 5月 12日。）而国军“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漠不关心……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蒋介石关于孟良崮战役七十四师失败教训的讲话，1947年 6月。转引自《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50页。）。作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者——蒋介石的评价恰从反面印证了我们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段历史，1949年 6月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曾回顾说：“自中央提出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一年多以来，党的集中、统一、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大大地加强了，没有这，党在军事上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党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各种工作，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走上正轨，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综合报告，1949年 6月 27日。）这是一位历史当事者的切身感受，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夜，在中国共产党无数耀眼光环的背后，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这条隐线值得铭记。

1949年 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概括了 28年革命斗争战胜敌人的三件武器，其中第一件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他把纪律放在最前面，是总结了党的整个历史，而最直接的背景应该就是 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实践。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又一个杰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对新的形势挑战加强自身建设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经过 1948年那场持久深入的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稳健，在组织上更加健全完善，在军事上取得了大决战的胜利，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毛泽东 1948年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其历史进程及经验，其理论探索及成果等等，为中国共产党长久的纪律建设留下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他的这段工作有许多方法启示。例如：制度建设是加强纪律性的关键抓手，是纪律建设发挥长效的坚实保证；抓纪律落实要发挥严格的、有系统的、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一抓到底，让制度真正生根；纲举才能目张，对全党工作来说，紧紧抓住“加强纪律性”这一中心环节，以推动全局，对纪律工作来说，紧紧抓住政治纪律这条纲，具体的纪律建设就容易展开了；纪律建设要注重理论创新，加强宣传教育，及时总结提升，让纪律意识深入人心；“加强纪律性”要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去思考和总结。

〔作者吕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2期）